我国企业 “走出去”：新特点、新形势及应对策略

我国企业正在加速“走出去”发展，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4年1-11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86.3亿美元，规模再创同期历史新高。我国企业新一轮“走出去”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企业“走出去”大势所趋，但也道阻且长，需要政府部门和出海企业“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行稳致远，高质量“走出去”发展。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特点

（一）行业转变

从出海行业来看，我国出海企业由过去的纺织服装、家电、家具等传统行业为主，逐步转变为高端制造出海和数字经济出海。

高端制造企业海外投资建厂。据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ODI流量金额高速增长，由2008年的17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23年的273亿美元，增长超过15倍。主要流向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制造等高端制造业，其中汽车制造存量金额最高，达到720.6亿美元，占我国制造业投资存量的25.4%。

图1 2007-2023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公报，中创研究院

数字经济企业加速出海步伐。近年来，以跨境电商、数字文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也在加速出海发展。拼多多Temu、AliExpress（阿里速卖通）、TikTok Shop（海外版抖音商店）和SHEIN（希音）等跨境电商 “四小龙”纷纷加大海外布局。TikTok、米哈游等数字文化企业也不遑多让，成为中国在海外的文化名片。

图2 我国跨境电商“四小龙”

（二）动力转变

从出海动力来看，我国企业出海避税考虑在减少，规避贸易战风险和出海寻找新增长点成为企业出海的主要动力。

出海避税考虑逐步减少。英属维尔京群岛作为全球避税天堂，一直是我国企业选择离岸注册地的热门地区，但近年来我国企业对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流量占比呈持续下滑趋势，由2017年最高峰的12.2%，大幅缩减至2023年的1.4%。

图3 2007-2023年我国企业对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公报，中创研究院

规避贸易战考量在增加。当前国际经贸环境日趋复杂，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尤其是美国2018年对我国发动贸易战后，关税壁垒持续高筑，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定性，选择出海布局来规避贸易摩擦、关税风险和潜在的贸易保护政策。

出海寻找新增长点。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行业内卷严重、劳动力综合成本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许多企业面临“不出海就出局”的困局，同时随着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企业也在主动谋求出海，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

（三）方式转变

从出海方式来看，我国企业由以前的对外投资并购为主，逐步转向以绿地投资为主的出海方式。

投资并购已不再是我国企业的最主要出海方式。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交易总额仅为205.7亿美元，规模为2010年以来第二低位，仅高于2022年，不到2016年的六分之一；从并购金额中直接投资占当年ODI流量比重来看，2022年、2023年分别仅为9.3%和9.5%，是历史上占比最低的两年，较2004年的峰值54.4%大幅下滑。

图4 2007-202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公报，中创研究院

绿地投资模式成为出海热门选择。2023年，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绿地投资金额方面，还是在海外建厂数量方面，均创出历史新高。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通过绿地投资的OFDI金额达到165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时据Wind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海外建厂逐步加速，2023年海外建厂数量超过80家，创造了单年建厂数量的新纪录。

（四）区域转变

从出海区域来看，我国企业逐步减少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更多走向东盟等“全球南方”国家市场。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ODI存量比重下降。据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在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占我国ODI存量总额比重持续下行，欧盟地区由2014年的6.1%下滑至2023年的3.5%，美国则由2014年的4.3%下滑至2023年的2.8%，欧美地区总体下滑4.1个百分点。

图5 2014-2023年我国对欧美地区投资存量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公报，中创研究院

东盟等“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主要流向。据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ODI存量金额占比由2014年的82.5%提升至2023年的89.5%，其中除中国香港以外，东盟国家是我国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2023年我国对东盟国家的ODI流量达到251.2亿美元，远高于对欧盟和美国的投资金额，同比增长34.7%，占当年我国ODI流量比重为14.2%，仅次于中国香港，投资流量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

图6 2014-2023年我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公报，中创研究院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形势

（一）新机遇

1、“全球南方”国家市场广阔

近年来，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加速崛起，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占全球GDP比重超过40%，“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据麦肯锡预测，预计到2030年，全球新增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中有80%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这为我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我国加大企业出海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发展支持力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中央部委在规则对接、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投资联络、投资保护、争端解决、财税支持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加强改革创新。此外，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市和深圳市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着力优化企业对外投资服务。

表1 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相关政策

3、我国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一直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经过多年来的深耕积累，我国企业产品正逐步向高端化发展，从服装到智能手机，从新能源汽车到光伏电池，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青睐，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新挑战

1、美国持续打压我国企业

近年来，中美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美国持续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重返白宫，更加强调“美国优先”，“特朗普2.0”时期，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对我国企业的打压力度。

2、企业出海不确定性增加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国与国、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全球民粹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地缘冲突不断，给全球化、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这大幅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不确定性。

3、合规经营风险加大

随着各国监管日趋严格，企业“走出去”发展可能面临较大的合规问题，尤其是在数据安全、劳工、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法规等方面合规经营风险将逐步加大。比如近年来TikTok、比亚迪、OPPO等中国企业就在海外遭受了严格的合规审查。

4、企业面临水土不服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语言和消费习惯等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企业进入新市场时可能面临“水土不服”，在海外市场遭遇文化冲突、消费者偏见等障碍和挑战。

5、要素资源循环不畅

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还面临着资金和人才等要素资源循环不畅的问题。在资金方面，融资渠道相对有限，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同时由于资金出入境和双重征税问题，企业海外资金难以回流到国内。在人才方面，企业面临着本土国际化人才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应对策略

“走出去”大势所趋，但也道阻且长，既需要政府部门优化好顶层设计，完善综合服务体系，也需要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着力练好内功。

（一）“广交天下”：扩大“走出去”朋友圈

一是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与升级，着力消除贸易壁垒和简化审查手续环节，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全面高质量实施RCEP协定，持续拓展扩大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发挥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作用，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布局，为我国出海企业尽可能扫除障碍。

二是处理好与发达经济体关系。实施差异化的合作策略，积极加强与美国沟通交流，力争做到求同存异，避免双方贸易冲突升级。围绕绿色低碳、知识产权保护等双方利益共同点，与欧盟地区强化合作共识，确保双方企业的合法权益。强化国际经贸新规则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为双方企业提供良好投资环境。

（二）“顶层设计”：完善制度规则体系

一是探索制定企业对外投资法。建议相关部门在总结、梳理、整合已出台的对外投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统一的中国对外投资法，明确主管机构及其职责、相关权限划分，规定监管原则、基本程序，定性投资主体、投资形式等。鼓励深圳、浦东新区等先进区域，用好立法权优势，探索制定地方对外投资法。

二是部门协同形成合力。建议地方政府设立“走出去”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推动“走出去”各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定期（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析企业“走出去”境外投资数据变化和相关重大问题，统筹协调解决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强落实对外投资合作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服务机制。

三是扩大对外投资制度型开放。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备案程序，探索共建ODI备案信息共享机制，缩短备案时间。积极与相关国家及地区开展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谈判，扩大协定覆盖国家范围，同时完善已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内容，降低出海企业税赋，积极引导我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

（三）“服务支撑”：优化出海综合服务

一是搭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投资国别指南、风险预警防范、专业服务链接、金融保险服务、政务办公服务、政策咨询指导和网上课堂培训等一站式、全方位、综合性服务。

二是强化金融服务支持。鼓励国有基金做好牵头作用，为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合作，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组合式融资方案和配套增信服务。鼓励政策性保险机构开发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乱险等境外投资保险。

三是增强涉外法律服务。支持本土法律服务机构加快全球布局，通过国际并购、加盟合作、联合经营等方式，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与当地律所和律师合作，加快构建国际化的法律服务网络。

四是加大专业服务支持。鼓励本土咨询服务、会计审计、税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机构，紧贴国内企业“走出去”需求，提供专业服务支持。加大专业服务机构支持力度，对于提供出海服务力度大的专业服务机构，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和相关政策倾斜。

（四）“练好内功”：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一是强化技术创新引领。建议企业强化自主创新理念，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

二是构建全球化品牌战略。着力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全球范围内赞助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积极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等全球性展会。

三是“抱团出海”开拓市场。学习借鉴日本企业出海经验，一起“抱团出海”拓展市场，打造以产业链为纽带、大企业为引领、中小企业为支撑的出海联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五）“本地经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一是做好合规风险防范。遵守目的地国的法律法规和国际通行商业惯例要求，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定期评估投资项目的合规风险。

二是推动人才国际化本地化。支持出海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设立国际化培训项目，提升企业员工“走出去”适应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管理团队。组建本地化团队，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是推动产品本地化创新。依据目的地市场的文化、商业环境和消费者偏好等特点，制定针对性的产品创新、销售宣传和售后服务策略，着力提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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