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直接需求者和产业升级的主导者，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随着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国内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愈发迫切，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科技创新责任和使命。2024—2025年，研究团队重点关注国有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典型群体，调研63家国有企业、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收回调查问卷4万余份。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发挥不足、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不足以及创新资源配置模式与两类企业主体地位不适配是目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临的主要障碍。对此，本文从引导激励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全链条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4个方面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0/j.cnki.fstc.2026.05.014

1995年以来，中国创新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加强，创新产品持续涌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基本确立，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从“技术开发主体”到“技术创新主体”再到“科技创新主体”的战略部署演进，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决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需要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内容。

1 理论综述

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熊彼特于1912年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他将创新归纳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5种方式。在熊彼特之后，国外很多学者和机构相继对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定义技术创新为：产品与工艺创新，含采用新技术的产品工艺及对原有产品工艺的升级完善，且需进入市场或生产阶段。可见，技术创新涵盖科学发现至商业应用等一系列活动。此外，其他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探索。例如，罗森伯格分析了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卢卡斯、罗默等构建了技术进步内生长模型，纳尔逊等人分析了技术经济演化过程，厄特巴克、迈尔斯、兰格里士等构建了技术创新理论体系。

厉以宁教授最早将技术创新概念与模型引入我国，并建立了一套兼顾中国经济社会及企业特点的技术创新理论、方法和模型。此后，许庆瑞、傅家骥、吴贵生、柳卸林等学者从技术创新有关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技术创新实施过程的分析框架、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等不同角度逐渐深化和完善了技术创新理论成果。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重新定义了技术创新：“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通过定义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企业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承担者，二是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取得经济收益。

技术创新模式是对企业技术创新共性特征的高度抽象，体现企业以生存发展为旨归、以市场需求为筛选准则，持续化解技术与市场需求矛盾的过程。企业依自身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组合配置，形成各异技术创新模式；学者从技术获取、诱因、主体等多视角对其展开研究。Morten Berg Jensen根据知识的形式将创新分为科学技术与创新模式和经验交互模式，前者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后者更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弗里曼、安索夫和我国傅家骥教授基于技术创新主体与外部经济环境关系、企业技术来源于技术创新活动方式等角度，将技术创新模式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3种模式。此外，对技术创新模式分类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三代论”和“五代论”。

近年，国内外学者聚焦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与演进问题，力图破解创新管理理论研究的“黑箱”。郭立新等从知识及资源网络视角构建理论框架与仿真模型，探究其系统演进驱动因素；江诗松从所有权视角探讨转型经济下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路径；陈力田基于适应性演化与协同视角研究其演进规律。这些研究较全面地梳理了国内外企业科技创新战略演进的主流路线，但鲜有研究提到新竞争环境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问题。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企业追求效率的创新模式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试错成本大幅提升，而大多数企业的创新路径仍采用传统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这使得中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位于中低端环节，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将迎来无法预计的剧烈重组。这使得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和企业间竞争模式呈现出模糊性、非线性、指数性、生态性等新特征，需要企业主动调整科技创新战略。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打破传统以线性、静态性和局部性思维为主导的科技创新范式，在战略层面从封闭自主创新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创新，调整自身使命、愿景和战略定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同时，在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制度规则设计，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工具、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变革，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2.1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从科技投入看，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大幅增长。2018—2024年，企业研发投入从1.5万亿元增长到2.8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0.8%；研发人员从2018年的341.7万人年增长到2024年的598.25万人年，年均增速达9.8%。根据欧盟2018—2025年发布的《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2017—2024年，我国大陆研发投入规模跻身全球前2000位的企业数量从310家增加到525家，仅次于美国（674家），远超德国（109家）、日本（192家）、英国（57家）等国家。

从科技产出看，企业专利数量和竞争力实现快速提升。2018—2024年，企业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从113.0万件增长到350.6万件，年均增速达到25.4%；PCT专利申请量从5.3万件增长到70.1万件，自2019年起稳居世界第一；三方专利数量从2018年的4760件增长到2022年的7480件，仅次于日本、美国。根据科睿唯安发布的以专利数据为基础的全球创新百强榜单，2018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企业进入榜单，2024年入榜企业数量达到6家。

2.2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显著提升

企业成为我国研发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资金来源。一方面，企业是我国研发活动的执行主体，近年来，由企业执行的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保持在77%左右，2024年这一比重达到77.7%。另一方面，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主体，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持续攀升，2024年达到历史新高，为79.5%。

企业创新高度活跃，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稳固。2024年，我国开展创新活动的规上企业数量达16.2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数量的31.3%。拥有研发机构的规上企业数量从2018年的8.3万家增至2024年的17.2万家，扩充超过一倍。

企业成为我国技术的主要供给者。2018—2024年，我国以企业作为卖方的技术交易相关数据整体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在成交合同数量上，从28.3万项增长到64.5万项，占全部合同数量的比重保持在64%～70%，2024年为64.9%；在成交合同金额上，从1.6万亿元增长到6.3万亿元，占全部合同金额的比重保持在90%以上，2024年为91.8%。

2.3 相较美国，我国科技领军企业竞争力仍显不足

尽管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与美国相比，科技领军企业在研发投入、专利竞争力、创新活跃度、原始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从研发投入看，在2025年全球研发投入2000强的企业榜单中，前10位中有7家企业来自美国。其中，Alphabet、Meta两家公司的研发投入均超过400亿欧元，苹果、微软2家公司均超过300亿欧元；中国仅有华为一家企业进入前10位，位列第6，研发投入接近230亿欧元，与美国存在不小的差距。从专利竞争力看，在按专利衡量的全球创新百强机构中，2025年中国大陆入榜企业数量（6家）仅为美国（18家）的1／3。从创新活跃度看，根据CB Insights截至2025年1月7日的数据，在1257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拥有162家，而美国则高达690家，是中国的4倍多。从原始创新看，中国企业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领域，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较少，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7%和2.8%；而美国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分别为6.2%和14.7%。

3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3.1 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企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严峻外部挑战

国际科技竞争日趋复杂激烈，科技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和主战场，高技术产品管控和战略科技资源争夺大幅升级，中美科技脱钩断链风险持续上升，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显著增加。一方面，我国企业技术获取难度大幅增加。美西方国家加大敏感领域出口管制与双向投资筛选，由原来的对华合作竞争向“去风险”和战略“脱钩”转变。美西方国家通过产品断链、技术断供、限制人才交往等措施，试图阻断国际先进技术向我国企业转移，大量企业供应链上游遭遇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受阻。过去我国许多企业嵌入跨国公司作为链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代工生产、产业配套、商业合作及相关知识溢出效应、人才溢出效应，获得技术积累和企业成长。近年来，部分在华外商企业和国际资本要求供应链企业逐步离岸生产，带动部分产业或向全球及区域性的低成本中心转移，或向发达国家回流。这些动向使得我国企业技术攀升的引领条件和约束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加大了企业参与全球产业生态的成本和风险，削弱了我国产业集群优势。

3.2 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企业科技创新内驱力不足

全球经济呈现分化特征，我国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态势，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减，社会总需求不足，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一是企业利润率下降，研发投入空间压缩。我国研发投入已呈现企业主导型特征，2024年企业对全社会R＆D经费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是拉动R＆D经费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企业研发投入增速与GDP增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近年来我国企业利润率下降态势未得到根本改善，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下降3.3%，避险倾向上升，研发投入意愿和力度明显减弱。二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完善，对企业科技创新的需求拉动作用发挥不充分。国内统一大市场对于企业促进技术多元化、提高技术复杂度、打破技术路径依赖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创新的市场空间没有完全打开，对科技成果需求不足。例如，部分地方政府本地保护主义盛行，通过设定倾向本地企业的竞标条件与门槛，为与本地主导产业竞争的外来企业设置更高准入壁垒。三是人口总量下降叠加“老龄化、少子化”格局，预期对企业发展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需求萎缩、投资不振、劳动力不足、上游供应链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将对企业的市场拓展和投资预期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3.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创新范式变革，企业科技创新需顺应新趋势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开启、加速演进，引发创新范式进入以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创新阶段。企业创新模式需要基于企业间的共生、互生、再生关系，通过协同联动和放大增益效应，形成具有动态适应能力的独特生态优势。一是企业科技创新应更加突出快速迭代。当前，企业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摩尔定律一再被打破，企业不仅要有新技术，还要保持技术的持续引领性，这要求企业创新范式从线性串联式创新转向并行迭代式创新。二是企业科技创新应更加突出开放融通。企业创新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创新模式需要从单打独斗转向融通创新。这也要求政府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方式从面向单个企业，转向加大对创新网络和平台的支持。三是企业科技创新应更加突出全面创新。新时期，企业不仅需要推动单项技术的局部创新，更要注重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全面创新，构建创新的传递链、价值链、服务链和反馈链，形成有效的创新驱动力。四是企业科技创新应更加突出数智驱动。企业需要充分发挥数智化技术在技术趋势预测、快速产品定义、快速原型验证、真实世界验证条件模拟、需求和质量一致性管理、风险自动预警等方面的作用。

4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临的障碍及原因分析

4.1 共性问题：创新资源配置模式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适配

市场需求引导不足，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企业参与度低。调查显示，超过90%接受调研访谈的国有企业和约8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均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目前，企业专家在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和重大项目评审的参与度不够、话语权较弱，中小企业意见诉求尤其难以体现。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能偏低。调查显示，超过85%接受调研访谈的中央企业和约6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认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协同创新的主要障碍是资源协调难度大和管理机制存在差异。从创新资源要素供给角度看，人才、技术、资本存在部门、系统、区域资源配置重复、效率不高的现象。特别是人才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合理流动存在障碍，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人才流动仍存在机制性障碍。从创新产出角度看，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与企业需求脱节问题仍比较严重。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评价仍以论文、专利为主，而企业更注重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应用，导致科技供给和需求适配性较低。

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的创新平台供给、共享不足。调查显示，超过50%接受调研访谈的中央企业和约4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均从不同角度指出这一问题。从平台供给看，全国重点实验室多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设立，由企业主导的任务导向型、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类国家级实验室占比较低，难以满足当前以国家产业安全和发展的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陡增的需求。从平台资源共享看，企业内部以及企业间平台资源相对分散，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大型平台、仪器设备共享不足，中央企业基础设施、平台几乎不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放。这造成投入大且使用效率不高，科研任务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创新资源整合力度及协同效率有待提高。

4.2 国有企业问题：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发挥不足

科技创新能力积累不够，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调查显示，约50%接受调研访谈的中央企业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问题。部分企业提到，作为行业龙头，中央企业普遍存在战略谋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重点解决面向未来、涉及新技术范式转变的问题时，难以为高校和科研院所规划方向与路径。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中央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比较薄弱，研发投入、科研人才、技术积累不足，原创性技术特别是重大原创性技术产出比较少。

企业评价考核和创新支持的导向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调查显示，超过75%接受调研访谈的中央企业提出这一问题。近年来，国资委对央企考核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并实施分类考核，部分央企试点将部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考核，但央企投入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意愿仍然偏低。一方面，考核央企科技创新的系统性指标体系尚不完善，受评价导向影响，央企更关注考核期内资产保值增值和经营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对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基础性和前瞻性技术研究项目关注不足；另一方面，将研发投入简单视为利润的评价方式，无法区分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和技术研发，且在考核中研发投入所占权重依然偏低，导致央企投入前沿引领技术和基础研究的动力不足。

中央企业“三权”改革落地难，“不敢转”“转化难”问题仍广泛存在。调查显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合规、审计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尚未出台针对国企的科技成果转化赋权相关政策，因此央企普遍不敢下放科技成果转化“三权”。超过60%的中央企业反映，技术成果向外转化的主要困难在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关制度的约束。例如，一些企业认为，科技成果链条上的主要堵点是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尚不完善。约60%的中央企业反映，已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涉及科技管理、财务、金融、人才等多个领域，政策应用落地流程复杂，部分政策缺少明确的执行转化标准与依据。例如，企业存在缺少专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问题。

4.3 科技型中小企业问题：创新创造活力不足

利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空间不足。调查显示，超过7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出，创新生态环境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许多大型企业为获取更多利润，开始延伸产业链布局，这在知识产权密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转型形成了较强的头部效应，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此外，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创新支持方式多以后补助、小额信贷等间接支持为主，直接支持较少。而且，已出台政策也普遍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政策和部分落后地区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等。

成果转化资源能力不足、链条不畅通，“转化难”问题仍普遍存在。调查显示，超过6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反映，科技成果转化面临转化渠道单一、中试验证不足、首台套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堵点难点，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率仍然偏低。例如，在成果供给侧，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科技成果往往与企业需求匹配度不高，适用性有限，且其中成熟度高的成果较少，目前多数成果转化发生在企业内部。在中试验证环节，中试平台资源匮乏，缺少行业公认的验证结果支撑，导致用户对自主创新产品“不敢用”“不愿用”。在市场推广环节，首台套产品推广面临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试点应用场景有限等问题。

新兴领域创新产品市场准入面临三重挑战。调查显示，所有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提到，创新产品市场准入存在诸多问题，在新兴领域尤为突出。约6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反映，我国目前市场准入限制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市场监管行政化、工程化管理特征明显，一些新业态新模式进入传统领域的政策门槛过高。例如，信贷领域禁止平台企业介入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销售环节。约50%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指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不完善，存在线上维权难、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研形成的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约45%接受调研访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反映，针对需求侧创新产品的鼓励制度有待完善、激励效果有待增强。例如，公共采购以节约成本为主要目标，未能充分体现创新产品的知识价值；支持、鼓励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年限较短、险种不够丰富，首版次软件应用保险补偿制度尚未建立。

4.4 企业主导科技创新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创新体系的基础支撑存在结构性失衡。我国创新体系在创新主体结构、创新要素结构和创新制度结构等基础支撑方面存在失衡问题。一是要素驱动下的高速增长模式致使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持续开展重大创新的动力和定力。长期以来，依赖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全社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企业为追求短期效益，更倾向于投入周期短、难度低、见效快的创新项目。二是科研评价制度的单一性加剧了人才结构失衡。当前，我国科研评价制度过于注重学术成果的数量与短期效应，既忽视了科研活动的长期性与创新性，也忽略了科研成果的应用性和转化价值。在这种评价制度传导下，很多国有企业科研机构的“激励效应”与公共投入“共享效应”失衡，难以综合、准确地衡量科研人员的真实贡献，抑制了科研人员的多元发展与创新精神。

创新链条融通中存在过程性错位。在我国创新链条动态耦合的过程中，存在技术与需求不匹配、竞争与协同错位等问题。一是创新链衔接机制不畅。我国前沿技术研发大多由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学术兴趣或政府的战略布局驱动，企业投入和参与不够，导致技术研发方向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二是基于竞争与协同的能力错位。随着创新范式变革引发创新格局的变化，部分创新主体忽视自身创新研发基础和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规律，盲目开展以资源争夺为导向的竞争性行为，将不利于发挥各主体创新优势，进而影响整体创新效能。三是支持创新的政策一体化程度不高，精准性不足，存在不协同不匹配等问题。一方面，我国部门间、央地间创新政策缺乏一体设计和有机协同，导致很多政策难以落实落地。另一方面，针对重点问题的精准施策仍需加强。例如，对需求侧激励的产业政策较少，对创新链前端支持的金融政策不够，对不同创新环节缺乏差异化的税收激励政策。

创新成果价值实现上存在功能性欠缺。我国在创新成果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政策落地难、产业重复建设、创新文化不充分等亟待解决的难点和堵点。一是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配套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突出。一方面，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能力不足，技术经理人缺乏职业标准和激励体系导致复合型人才短缺；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各自为战，未能构建全覆盖、高协同的技术转移转化创新网络，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元化投入体系也尚未形成。二是产业盲目跟风和重复建设问题仍然存在。受各地方政府政策激励的影响，相对成熟的技术产业化项目重复布局、过度竞争等现象普遍存在，浪费了大量创新资源，加剧了技术同质化和低附加值竞争。三是法律和创新文化环境不够健全，抑制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一方面，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支持和监管政策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功利化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激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尚未形成。

5 政策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应聚焦企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共性与突出问题，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成为牵头凝练科技问题、组织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研人才的主体，营造更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

5.1 引导激励企业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

完善科技项目立项机制。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专家咨询作用，建立企业参与研究制定国家科技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及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的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科技创新座谈，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需求凝练、研发布局、项目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向企业放权赋权，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关键薄弱环节、前沿引领技术等方面，将企业需求作为国家战略科技任务部署的重要方向。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任务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任务。强化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产业应用导向的国家科技重大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任务等主要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实施。支持企业以业主制模式组织推进国家科技项目，赋予企业技术路线制定权、攻关任务分解权、参与单位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通过超长期国债支持更多企业建立先进的研发体系，助力企业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

创新科技成果评价方式。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产业应用导向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考核验收和成果评估问效，推动先进适用成果在企业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建立健全将科技领军企业自主设立的重大战略项目上升为国家项目的新机制。

5.2 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推动高端创新人才向科技企业集聚。提高企业引育高层次人才的便捷性和通畅度，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将科技领军企业研发项目视同国家级、省部级项目试点工作。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工程博士，加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支持力度，扩大博士后招生规模。建立企业引进全球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毕业生“直通车”制度，符合条件的可直接申办居留证件。开展校企、院企科研人员“双聘”等流动机制试点，科研人员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可视同具有海外经历。

引导资本支持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税收优惠、技术交易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应享尽享”。大力支持创业投资，推动风险投资早期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社会资本关注科技企业的长期回报，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容忍度。健全科技金融服务机构体系，加大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支持科技银行、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多种形式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更大范围推广试点“企业创新积分制”等创新科技金融产品。

5.3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推动产学研联合攻关。构建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产学研用优势力量联合攻关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施机制。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户、风险投资机构、科研设备供应商等多元主体共同出资设立联合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支持“链主”“链长”企业建立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供需对接、科技攻关、成果共享和生态共建机制，鼓励中小企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和大企业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建立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围绕国家重大场景及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整合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及社会资本等多元资源，以场景驱动与任务牵引为核心模式组建联合体。由企业牵头制定创新联合体的发展战略、任务目标和资源配置方案，设立理事会、总工程师办公室、科研发展部等创新管理支持机构，优化科研资源调配效率和任务执行效能，强化全员聘任制和项目聘任制，推行以“基础积分＋关键绩效指标（KPI）”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方法。

5.4 全链条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差异化考核，评价导向应以科技创新的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规律的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增强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获得感，激发其积极性。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实验资源，构建技术、场景、商业全链条概念验证体系，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投资机构等加快构建多元协同的概念验证平台。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中试熟化和工程化验证体系，提高科技成果技术价值和质量水平。加大对中试服务平台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各类主体建设服务产业的中试验证平台。

推动创新产品大规模应用。研究制定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细化“创新采购”的审评方法，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因素中增加自主创新相关因素。在政府代表用户集中采购的公共采购中，允许创新产品自主定价，公共资金参照同类现有产品价格支付，超出部分由选用该创新产品的最终用户承担。适当增加可享受保险补偿的首台（套）装备数量、首批次新材料批次数量，延长保险补偿年限，丰富险种。

5.5 加大企业精准支持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创新文化

强化分类施策，加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精准支持。研究设立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形成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其应用基础研究、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引导国有企业完善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建立员工与创新业务利益捆绑的中长期激励机制。建立专门针对被制裁企业的“一企一策”科技联络员机制，明确各部门支持被制裁企业发展的工作清单，支持商业性银行开辟专门针对被制裁企业的贷款渠道。支持民营企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主业开展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制定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政策措施，确保中小企业成为政府采购的重点对象，支持中小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发展。

完善法规建设，为企业科技创新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立法工作，鼓励地方在落实《科技进步法》的基础上出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条例，在国家层面适时推动出台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及时上调法定赔偿限额，全方位推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案协助取证举措，缓解取证难题。以专项行动方式持续清理各地方、各领域限制创新产品准入的不合理规定，完善“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分领域明确资本扩张“红绿灯”规则，对有重大风险隐患的业务扩张和高度危害金融安全的行为予以禁止，对经审批持牌后或在展业准则许可范围内的业务允许开展，将暂时难以准确预判潜在风险但创新价值显著的业务探索纳入“监管沙箱”机制。

激励创新情怀，大力弘扬有格局有担当的企业家精神。在国家奖励（如卓越工程师等荣誉）中，加大对科技企业家群体的激励力度。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加大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大力宣扬优秀科技企业家的先进事迹与卓越贡献，营造尊重、鼓励企业家创新并发挥其作用的舆论环境。（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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