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重组与应对

来源：[《商业经济》] 发布时间：2023-12-19 23:23 浏览：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日益突出，而美国在竞争中的优势逐渐缩小，再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这就使得持续酝酿中的“逆全球化”思潮被激化，“增加关税”“科技打压”成为关键词。美国所引领的逆全球化成为全球范围内产业链重组的最重要动因之一，作为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应对重组风险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的兴起

“全球化”究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现象还是仅仅作为学术上的概念，这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在本文中分析“逆全球化”推动产业链重组，首先要假设“全球化”本身是现实存在的现象(现有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将它定义为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逆全球化”也就很好理解了。同时，我们将逆全球化的实施者聚焦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这里参考经济学上的“大国”假设，显然“小国”即使有逆全球化的行动也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21世纪后“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自2008年11月近10年时间里，G20集团(欧盟除外)的成员国共计出台了6616项限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措施，而支持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逆全球化"的兴起与世界格局密切相关。国家间综合实力的竞争会导致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综合实力竞争中尤以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最为重要。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快速崛起，经济竞争领域，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4年突破10万亿美元，科技竞争领域，中国2020年专利技术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在相对减弱，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完全恢复，再叠加新冠疫情冲击，贸易萎缩、失业增加等问题突出。此消彼长的现实对现有世界格局造成了有力的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面对世界格局和国家地位可能出现的变化，将原因归咎于全球化，于是开始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思潮并付诸实践，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增加关税、修建边境墙等政策为代表。并且将“逆全球化”实施的目标对准中国，“中国威胁论”促使美国不断地加码出口管制，而这正是美国对华所一直实行的带有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单边和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加紧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中美贸易战自这种情况下愈演愈烈，并且对中国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提出挑战。

二、“逆全球化”推动产业链重组的内在逻辑

逆全球化在推动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遵从这样一条逻辑线路，即“经济一政治一经济"。具体来说，当在全球范围内或是主要经济体遭受经济层面的影响，这里假设主要是负面影响(如经济危机等)，且执政者将这种影响归因于全球化(事实上，目前对于全球化的争论也集中在它给一国带来的是正面或负面的效应)，那么针对全球化的对策就会出台，也就开始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而逆全球化的实现通常有两种方式:经济和政治。通过政治手段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相对更加直接且发挥作用的时效性更强。逆全球化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全球范围内产业脱钩，供需遭受破坏，导致产业链重组。

逻辑路线中的第一阶段“经济”，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逆全球化出现的原因，进一步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内因和外因。首先在内因方面，一个国家(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例如美国)发展过程中进入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甚至于萧条阶段，出现失业增加、生产过剩、巨额逆差等状况，这些情况又会被认为是贸易出现问题所导致的，也就是出口不畅，进口过多。解决的方案自然就会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以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所有阻碍自由贸易的政策都会引起逆全球化，或者说是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贸易保护主义。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当美国遭受到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受挫，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战，中美贸易争端尤为明显。其次在外因方面，如果出现非经济系统本身的冲击(也就是外部冲击)，这种冲击在各国经济密切联系的背景下，会通过国外反馈效应增加本身的破坏性，对一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从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可以看到，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冲击下会暴露很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隐患，美国制造业外流造成口罩、呼吸机、注射器等高度依赖中国，疫情爆发后受限于物流管制，导致供需矛盾激化。

逻辑路线中的第二阶段“政治”也包含两层内涵:第一，为应对内、外因所导致的经济问题所推行的政策;第二，认为自身在科技、经济等领域遭遇挑战(表现为竞争优势不明显)所实行的政治手段。前者以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政策为代表，例如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后者以各种宣导和规制为代表，例如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计划禁止第三国向中国华为出口使用美国设备或技术生产的芯片。而无论是哪种内涵，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影响。

三、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重组

所谓产业链，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客观形成的某种技术经济联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使用“政治”进行干预，造成超越市场的力量引起产业链的脱钩和转移称之为产业链重组。如果将产业链看作是由供需链、知识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有机组合而成的链条，那么就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理解产业链的重组。

首先是供需链，可以分成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当某种产品或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出于各种内因或是受到外部冲击，减少、禁止或无法向其他国家进行出口，那么就会导致与该种商品或原料相关的产业链存在“断链”的风险，例如美国基于自身在半导体领域的地位，在2020年禁止本国和其他国家向华为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导致华为库存紧张，手机和笔记本等产品出现供给缺口。在需求方面，美国等主要经济体针对进口商品实施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并在长期上打击消费者增加消费的信心，消费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被破坏，这就会影响对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需求链的萎缩或是“卡链”。

其次是知识链，它包含人力资本流动和技术创新。从人力资本流动角度看，一些发达国家针对移民和留学生制定一系列的规制措施，直接或间接限制人力资本的流动，这就使得人力资源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合理的配置，影响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形成。2020年5月美国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批工作的管控，8月24日虽然开始恢复审批，但是仍在收紧对部分高科技专业中国留学生签证的限制。从技术创新来说，技术本身很容易受到政治干预，各种禁令屡见不鲜，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在依靠巨大国内市场和低廉成本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卡脖子”技术，这些技术主要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有高端数控机床、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其中尤以芯片产业最为明显，特别是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之后，暴露了中国“缺芯”的事实。

再次是企业链和空间链，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发达经济体开始支持本国跨国公司回迁，并对外国公司并购实行更严格的审查。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发达国家意识到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的产业不能“外包”，重点放在本土产业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以确保重要产业或关键环节具备安全、弹性和竞争力，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于是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手段引导本土企业进行调整，比如“劝告”涉及产业链安全的本国企业回迁或迁移到距离母国较近的邻国。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还影响了外向型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产业利润在不断下降，为减少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空间链条在不断缩短。

最后是价值链，也就是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过程。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方面是产业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不公平竞争的大量存在。

四、中国应对产业链重组风险的对策

当前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同时面临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以及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乏力、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部要求。因此，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重组对于我国来说既是风险又是机遇，要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在全球化规则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这就是要求我国加速进行产业链的现代化过程，同时，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正迅速展开，制造业要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升级，这些又为现代化过程提供了历史机遇。

第一，针对供需链。深入理解和加快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格局，即加快形成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需求方面，注重发挥我国广阔国内市场的优势，注重培育和挖掘国内消费能力，我国拥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采用宽泛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5亿一7亿)，而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具备足够消费能力，这就使得该群体成为消费的主力，因此站在供零链角度应对产业链重组风险要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扩大中等收入居民数量，在供给方面，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个国家主导产业的内生选择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的结构所决定的，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又会推动主导产业的动态变迁。也就是说应对产业链风险、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关键在于提升要素质量(即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水平，并且加速完成增长模式由要素成本驱动型向要素质量驱动型转变，这就要强调聚焦数据、技术、人力资本、创新资本等高端要素的培育与市场化配置。

第二，针对知识链和价值链。在全球工业增加值中，约1/4是由中国企业创造的，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不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但整体附加值还较低，我国产业在高附加值领域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知识链角度发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教育和研究，培育和打造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团队，通过技术，制度两个层面的创新加速解决我国经济循环运行中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和其他机制障碍;要加速培育人力资本，尤其是锻造“企业家精神”，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它是开展大规模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共同特征和必要条件;要善善于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方式，不必盲目排斥政府参与，要辩证地看待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并不是政府包办一切。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核心技术与关键环节，具有高风险，大投入，研发周期长等特点，并不适合企业进行，这就需要由政府主导，利用自身信用建立市场化基金给予支持，同时要善于引导社会资本进行全方面、多元化投入，参与关键技术的研发。

同时，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我们还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发达国家还在使用包含政治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诱导一些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国进行投资或订单竞争，加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都使得我国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要充分利用市场，减少交易成本，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第三，针对企业链和空间链。虽然跨国企业大规模从中国迁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保证基础制造产业地位的前提下，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破除比较优势理论的“迷信”，动态地调整我国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要重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作用，由成本因素推动的产业外移过程要考虑基础制造业的比例，协调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中央提出: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完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目标;要积极培育重点企业，使之成为产业链“链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迅速做大做强企业规模，让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成为产业关键技术的集大成者，在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因此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力量，继续发掘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促进大湾区、京津冀等经济区域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这既是为了世界级城市群目标的达成，也是顺应中国应对产业链重组的时代要求。